“艺术长沙”模式的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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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前,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偏离应有的先锋本质而朝向对金钱和权力膜拜。面对众多当代艺术展览,人们没有理由只是看到它的商业操作,而忽视它在文化建构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负面作用。艺术长沙与地方艺术革命没任何关系。它只是一个为资本市场打造的艺术嘉年华。其负面影响将蔓延至深。
 
闻松博士:
从当代艺术的文化建构到资本市场的转向——以“艺术长沙”模式为例
 
    目前,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偏离应有的先锋本质而朝向对金钱和权力膜拜。在名利场的带动下,由金钱和权力所形成的特殊场域不仅牵引着当代艺术发展的方向,而且还规定着艺术品呈现的形状。在资本市场引导下的当代艺术形态,最终去向是由展览馆 走向拍卖大厅和收藏场所。而能够进入拍卖和收藏环节的艺术品则毫无例外受到资本的约束:在作品形态上迎合了被收藏和被消费的惯常标准。不仅作品的尺寸,而且是作品表现的方式和内容也大抵符合适宜销售的架上绘画的一贯特征。其实这是当代艺术愈来愈丧失其先锋特质,而走向庸俗化的征兆。 如果这只是当代艺术走向市场的初级阶段,那还无可厚非,毕竟艺术也需要资本的润泽。关键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今,连艺术被社会吸纳的方式都了无新意,赤裸裸地投向资本的怀抱,我们可以断言这些艺术及跨入富豪阶层的艺术家其实已无资格代表当代艺术的先锋性或前卫性特质,承担先锋艺术的探索性角色。而由艺术品市场带动起来的策展人、投资者、收藏者、艺术经纪人及画廊、展览馆、拍卖公司等当代艺术的相关机制,已经越来越注重艺术的资 本特质和市场价值,而丧失对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的强调。尤其是各种类型的展览,无论是政府牵头,还是私人投资,都对艺术品的生成和确认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些现象从特殊的艺术体制中滋生而出,反过来又对当代艺术的走向形成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此种种现象,我们不能不正视其中的得与失,须谨慎看待这种现象背后所形成的艺术体制带来的实际效果和负面影响。
 
“艺术长沙”的展览模式提供了让我们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的鲜活范例。 “艺术长沙”已经举办了三届,均以私人投资的民营方式进行操作。2011年的第三届“艺术长沙”组织形式有了改进:政府开始支持性介入。虽然据称政府只是“给政策”而未投入实际的资金,但已是可喜的进步,表明当地政府开始有兴趣关注当代艺术。这次展览的组织 和策划似乎无可挑剔。号称国际化操作模式下,由策展人圈定艺术家。由私人投资、政府介入及媒体高调宣传等方式,无不给当代艺术在中部省份的展示提供了便利,并增添载入历史的希望和可能。展览主题“解离”,按策展人吕澎的解释,具有宽松及包容性的意旨,从而给他选定的各类风格各异的参展人选铺平道路。但我们知道,无论是“解离”,还是“改造历史”及“溪山清远”,或者是其他什么主题,在以吕澎为代表的策展人看来其实展览概念并不重要。我们常看到的只是策展人对艺术现象和作品解读的错位和茫然,宏大主题和向传统讨资源等做法在当代艺术中比比皆是,毫不鲜见。展览主题表述的错位只是徒然加深艺术圈内理念的混乱而已,因为大多数展览理念并不构成展览的学术倾向性,只是一个促成展览顺利进行的由头。从1990年代初的“广州艺术双年展” 开始,以吕澎为代表的批评家就介入商业运作。在以策展人为事实CEO的公司化运作模式下,策展理念毫无悬念地从应有的学术定位而演变成艺术资本化,后果必然成为对商业盈利的追逐,学术目的反而被旁置。但是,一个个具有学术建构意义的当代艺术展览背后如果是公司化的盈利模式和圈定的老面孔艺术家,结果只能是“学术”之词被抽空和滥用,真实内核却依旧虚空。近年来,国内日趋红火的艺术市场下,一帮名为批评家而实为艺术经纪人的当代艺术策展人依靠很多活动赚得金钵满盆,簇拥别墅豪车早已不鲜见,这在欧美发达国家亦非常见。相反,承担学术界定的那些真正有见地、有锐度、有针对性的美术批评早已成了稀罕之物。这一类以盈利为实际目的和操作范式的展览,丧失的是对学术精神的强调;耗竭的是稀缺的文化资源;泯灭的是当代艺术的草根精 神;消解的是当代艺术的先锋性探求;隐遁的是展地当代艺术的可持续发展。至于以架上绘画为主的作品形态及一帮快过气的艺术家充当前卫形态的当代艺术,本身就欠缺前卫性的学理支持。倘若竟以此作为先锋艺术企望对展地民众做普及宣教工作,就不仅仅是缺失清醒的学术理解力和判断力,那几乎是迹近愚钝了。
 
“艺术长沙”的嘉年华模式在国内艺术展览中并不鲜见。但这次在具有娱乐精神的湖南得到了空前强化:时尚化、娱乐化、商业化及政府介入。其中时尚化是鲜丽的包装,给随后的商业收藏营造购买幻觉及提供信心保证;娱乐化是大众参与的外表,亦是展览形式的必须;政府介入是赢得官方支持的开始,并试图加强国家体制认同和政治合法性;而其中的商业化运作才是展览的根本目的,意味着资本市场介入艺术投 资,并试图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赢得红利不少展品被纷至沓来的收藏家收购及随后的收藏家年会的召开就是一个例证。作为参展人数有限的艺术家联展,这种方式在国内比比皆是,但是“艺术长沙”的操作却是一个成规模展览的规格,不能不说其商业操作和宣传推广是比较成功的。有力的策划和市场营销反过来强化了展览模式,最终也促进了参展作品的销售。这种策划模式在国内众多展览中具有一定标本意义。 应该讲,作为私人投资的艺术活动能做到如此程度已然不错,似乎又可宣称是一个数方共赢的圆满格局。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投资商为当代艺术的展示和推广无偿埋单而丝毫不考虑盈利,或者希望艺术家不去销售他们的作品。即便是展览所形成的所谓对当地的艺术普及功能和社会效应也不能完全被忽视。但是,凡此种种,都不应该是此次展览的 初衷无论销售业绩如何,盈利几分,毕竟这是一个有别于展销会的当代艺术展。而每个当代艺术展览后面理应被强调的仍然是展览的学术追求和文化意义,而不应是表面的娱乐喧嚣和实际的商业购藏。唯此对文化价值和艺术本质追求的强调,才是此类展览被纳入当代艺术范畴讨论的唯一意义,也是“艺术长沙”被命名为当代艺术展的前提所在。我更愿意提示的是这种展览模式后面的商业转向以及它实际的负面效果。我们深知,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取决于它的先锋特性,无论是对前卫艺术形态的探索,还是对它的人文精神的坚守,始终是指向艺术的文化内涵。
 
在市场大潮下,当代艺术中的部分作品被收藏和盖棺定论是历史的必然。这既是对精神贡献的嘉许,亦是对那些苦苦追寻艺术本质、探索艺术新可能性的艺术家的一种物质褒奖。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当先 锋艺术被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的那一刻,它的先锋意义实际上就已经终结。先锋艺术必须寻找它新的可能性,以便进一步拓展先锋艺术的表现疆域。当我们对当代艺术的精神企盼转移到对资本市场的追逐时,可以说当代艺术的先锋特性已然消失。剩下的只是收获它作为资本的物性特征和商业价值。这是作为精神营造和文化建设的当代艺术的宿命,亦是先锋艺术丧失它先锋特性的悖论所在。近些年国内高飙的拍卖价格不断撩拨着艺术家功利的神经,发财梦想早就迷幻了艺术家追求艺术的原动力,功利性的追求几乎成了艺术唯一的目的,艺术的人文建构和文化使命被模糊。在此过程中,作为展览发起的策展人几乎成了左右艺术家成功与否的救命稻草,而策展人作用的强大某种程度上就代表展览实际生成的学术走向和品质。当代艺术的先锋探索越来越被转换成朝向资本市场的商业运作。